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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平讲语文00113:杨绛《老王》的教学解读◆  

2016-01-18 19:54: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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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平讲语文00113:杨绛《老王》的教学解读

  

“幸运”与“不幸”的相对性

——杨绛《老王》的教学解读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华平


 

 

    杨绛先生名作《老王》,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模块(第三册)。同一个文本在不同教材中的学段位置竟有这样大的差距,堪称教材编写史上的奇迹。而教师们上公开课又都特别偏好本文,还有人专门组织了一些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同课异构,形成了专著《十位名师教〈老王〉》,这在语文教学研究史上也是独例。

遗憾的是,不少教师包括一些名师,对本文的教学并不令人满意,最要紧的就是对这个文本的解读偏离了正道,没有把握住解读的重心和关键点,陷入了教学的误区。因此,很有必要进行经得起学理推敲的教学解读,因为这个文本检验着语文教师解读文本的专业性。解读时,切忌浮在文本表面、跑到文本外面,一定要“向内转”,潜入文本深处,抓住“症候”(反常规、反常情、反常理之处[①]),结合语境进行具体分析,理解作者运用语言文字之奥妙,尤其要注意从“幸运”与“不幸”的相对性角度去理解作者的“愧怍”。

一、文本误读:从读误开始的方向偏离

(一)误读与读误

“误读”是阅读行为中的一种常态,特别是对于文学文本来说尤甚,因为人们总是带着“前见”(生活经验、学习经验)进入阅读过程中的。“文本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它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解构主义理论甚至认为,“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阅读行为始终是一个“原意”与“误读”永远纠缠在一起的无休止的过程。有些文学文本,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原意)。文学经典的解读尤其如此,因为文学经典的创作者用独特的语言文字深深地切入人生事态的深处,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读者一旦进入阅读,常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误读”本身并不是坏事,其产生也具有一定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们理解文学经典的一个必经过程。在一次又一次接触经典时,我们常常感到先前的阅读忽略了文本中某一个或一些方面的意义,而这一次有了新的发现,这种常读常新的感觉就是“误读”带给我们的。由此可知,“误读”不一定就是错误的解读。也许误读更符合文本实际,尽管也许偏离了作者的原意。曹禺“追认”人们对《雷雨》的误读——“揭露大家庭的罪恶”,正说明了这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或者说“阅读总是一种误读”[③]

“误读”是结果,“读误”是过程。在日常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由“读误”带来的“误读”。在语文教学中,“读误”是“学习过程中的常态”[④],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读态不当,一种是读法不当,以读法不当为主。我们常常忽略了由读态不当带来的误读,如哗众取宠、刻意求新。比如有教师把《窦娥冤》中的窦娥解读为因为个人冤屈而危害社会的危险分子,认为窦娥的三桩誓愿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方式,“是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黑暗、戾气”,而“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黑暗的一些镜头,往往是那些反抗者制造出来的”[⑤]

(二)《老王》解读的种种谬误

1.文本体裁的误判

文本体裁是文本解读的通道,走错了通道,就如喝醉酒的夜归之人去敲邻居家门,一墙之隔谬以千里,一步之遥两个世界。认准了体裁,才谈说得上开始迈上解读之路。而这个问题常常被不少教师在具体解读与教学时忽略。《老王》是杨绛先生的一篇重要散文,但被不少语文教师认定为小说,因为该文具备小说的三个要素——这个文本把与老王交往的的故事情节写得比较完整,人物活动的环境很也已经很具体,老王这个人物形象也塑造得很典型。

散文与小说最大的区别是,一为通过真人真事抒发真情,尽管也可能有细节是虚构的;一为通过虚构的人和事来表现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尽管由于作者写作技巧高超而写得让人不觉其假,甚至“真实”得让读者也变身其中的角色,还常常掉下泪来。散文的重点并不在写人物,而在以情感人。散文重在直接表现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根据主观感受的需要选择人物的一些活动和生活事件的某些镜头进行描述;紧紧围绕主题,广阔而灵活地选用生活侧面,一篇文章中可以古往今来,展开充分的联想,抒发感情表现主题。散文之美不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而在语言的优美,更在情感的真实感人。

因此,对《老王》的解读对于规范记人记事散文的教学具有重要意义;而只有对文本本身的充分尊重,才能够理解这个文本经典不朽的原因,才能够让学生真实地体会语文的魅力,才能够体会作者在创作这篇文章时所融入的浓浓深情。

2.解读重心的偏移

对《老王》体裁的误判,直接导致解读重心的偏移;或者虽然认定该文是散文,但对散文的体裁特点把握并不准确,把它与小说并没有真正区分开来,也会发生解读重心的偏移。不少教师在教学中,把分析老王形象特点作为教学重点,就是发生解读重心偏移的结果。在教学《背影》时,把教学重点放在分析父亲的背影上、理解父亲爱儿子之形象特点上,也是因体裁误判导致的解读重心偏移,进而导致教学重点的误置。

散文的重心是表现“我之心”,解读的重心也应该是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里“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应是泛泛而言,而是指“作者在特定时候、特定地点、特定场合通过特定的这一个文本表现出来的这一点、这一种、这一个方面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面对同一人和事,作者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另一个场合通过另外一个文本表现出来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思想感情。杨绛之为杨绛,就在于她具有我们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心胸与情怀。读散文,就是要进入作者的胸怀,而不是简单地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代替对文本的解读。《老王》的解读重心是文本最后一句话——“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3.解读原则的虚无

文本解读特别是教学解读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的,不能随心所欲,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定要符合文本解读的基本规范,符合语文教学这一规定情境对文本解读行为的要求。遗憾的是,不少教师对《老王》的解读,都是无原则的,随意性太大。比如,有教师抓文本中的几个词语——“北京”“解放”“组织”“我不是要钱”,带领学生来咀嚼[⑥]。其实这几个词根本不是该文的关键点。他抓这几个词语,意在探究造成老王悲剧命运的原因,而这与杨绛《老王》的意趣相去甚远。杨绛先生此文并不是一篇论文,也不是小说,她的目的不是去揭示造成老王悲剧命运的原因,而是在表达自己的愧怍之情。该教师这一教学行为,就违背了文本教学解读的“整体性原则”。

4.解读方法的缺位

文本教学解读,不同于一般的休闲式或者猎奇式个人解读,需要在解读过程中运用符合学理的方法,并且这一方法还要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教给学生。遗憾的是,目前不少教师还缺乏这种自觉意识,或者说还没有方法可以运用。不少教师公开课都喜欢选择《老王》这一文本,但遗憾的是,都把关注点放到“文革”上去了,采用的方法则是简单粗暴的“知人论世”。这离文本的旨趣相去甚远。解读文本时既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又要克制自己的生活经验。

二、《老王》的教学解读:从原则到方法的考量

(一)文本教学原则的遵循

文本教学解读的基本原则有四条:自洽性原则、经济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循环性原则。自洽性原则是指解读要能够自圆其说——文本解读中所运用的理论、方法,都要能够自圆其说,不能自相矛盾;如果不能自圆其说,或者自己证明自己是错误的,则需要更换或者增加理论、更换或者增加方法。经济性原则是指文本教学过程中,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努力、最少的线索、最少的外部资料,不能“米不够,水来凑”。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一条道更近、更便捷、更安全。语文教师的职责,就是引导学生找到这个最近、最便捷、最安全的道路。整体性原则是指文本解读不能断章取义,必须顾及文本整体;对于“文本意图”的推测,需要在文本中形成“证据链”,正如法庭断案一样,孤证不能成立——证据与证据之间要吻合,能够有秩序地衔接组合出案件的主要环节。循环性原则是指文本解读过程中诸因素相互铺垫、相互为用、相互解读,其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与局部的循环阐释,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

解读《老王》,我们就需要严格遵循以上原则,尤其要注意遵循经济性原则。在极为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教师不能从外部找一大堆材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不能在文本外打游击,而是要带领学生运用一定的方法,进入文本语言文字的深处。

(二)文本解读方法的运用

文本解读方法很多,常常是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在本课的教学中可以教授给学生一种十分实用的文本解读方法——“症候式解读法”,即在品味文本的过程中,注意寻找文本中的反常处,在反常中体会作者所想表达的情感。

所谓“症候”,本是医学临床术语,指在疾病状态下病人的表现与感受。症候由若干症状综合构成的,可以说是症状的复合。既然有病,那就一定会表现出一定的症候。症候解读,就像医生检查病一样,要通过对各种症状的分析判断病人的病症,与弗洛伊德从艺术家的意图入手来考察作品一样,“往往将各种细枝末节的表象联系起来,从中分析出艺术家创作的深层动机”[]

症候解读法,是心理解读的一种方式,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这种解读方式越过文本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或文中人物)心理、文本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以重新解释文本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重新解释文本的意义。

其中以抓“反常”为重点,包括反常规、反常情、反常理三个方面。“常规”是指语言运用的基本规范——简明(简洁而不冗繁,明了而不含混)、连贯、得体;“常情”是指一般人通常有的思想感情,如见到别人不幸,心生同情;“常理”是指通常的道理,如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就要向别人表示歉意。

此外,还可以运用矛盾揭示法、想像补白法。

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会力求前后表述的一致,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随着主题的逐步揭示,作者会有意无意留下一些看起来矛盾的表述。抓住这些矛盾,并揭示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者是人物性格,或者是人物命运,或者是社会背景。这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就称为“矛盾揭示法”。从文中看,作者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可以挑剔、指责的——送冰,不要他“减半收费”;送先生,“一定要给钱”;送香油、鸡蛋,也坚持给钱。连女儿也很关心老王,送鱼肝油给老王吃。作者对老王的态度、行为无可挑剔指责,却仍然“愧怍”,这是一种矛盾。抓住这种矛盾进行细致的分析,就可以走进文本深处,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感受作者超越个人痛苦、关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善于反省的可贵品格。

好的文学文本,都留下了足够的“意义空白”,顺应文本的这一特点,驱遣想象去填补意义空白,从而深刻理解文本内涵的解读方法称作“想象补白法”。老王送香油和鸡蛋,艰难地爬到“我”的门前,是满怀期待和希望的,但“我”却硬是把钱给他。这里有几个地方可以驱遣想像去填补“意义空白”:感觉自己不行了,怎样去与钱先生、钱太太告别;一步一步艰难爬到他们家门口,心里满怀怎样的期待与希望,想对他们说点什么;没想到钱太太还是把钱给了自己,自己呆站着等着拿钱,心里打翻了五味瓶;转过身,攥着钱,一步一步走下楼梯,心里伤心至极。

三、《老王》的教学解读:基于实践的探索

(一)本文解读的重心

如前所述,散文重在表现“我之心”,解读的重心就在理解作者思想感情,读散文就是要进入表现在特定文本中的作者的胸怀。本文作者在文末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也就是说,作者在本文中要表现的就是自己的“愧怍”。解读《老王》就必须理解作者的“愧怍”,理解作者怎样写这个“愧怍”;必须理解“幸运”与“不幸”的真正含义,理解作者是怎样在“愧怍”之情的映射下,在相对性关系中写“幸运”与“不幸”。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愧怍”不只是体现在结尾,而是贯穿全文的。作为一篇回忆性散文,回忆往事时的情感会映射在所忆往事上,以及回忆的整个过程中。根据文本解读的整体性原则,我们在理解该文其他地方的时候,也要用“愧怍”的感情去观照。在教学中,可以先找寻对全文有总览(总起、总括、总结)作用的句子,再倒回去理解文本的每一个局部,通过整体的感知来固定对每一个局部的理解,促使对全文的深入理解,并且做到有据可依。

(二)本文解读的几个关键点

既然本文解读的重心是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而这思想感情又是以回忆的方式通过写人叙事来表现的,那么我们就可据此确定本文解读的三个关键点:(1)写了什么样的人;(2)作者当时是怎样对待这个人的;(3)作者现在是怎样理解当时的行为的。

1.文本中的老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说“文本中的老王”,表明我们要将杨绛《老王》一文中的老王和实际生活中的老王适度区分开来,不要进行简单对接。因为文本中的老王是经过了作者情感加工的、“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从其人生处境、性格特征和精神需求三个方面来看。

关键词一:悲苦

老王的人生可谓无比悲苦,无限凄凉:生理有残疾(“只有一只眼”),生活无着落(“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情感无依靠(“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没什么亲人”),精神有压力(“有人说,这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

关键词二:善良

无比悲苦、凄凉的一个人,似乎只有得到别人帮助、关心的份,但他却不断地帮助、关心“我”和我的家人。你看他给我家送冰减半收费,“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送默存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临死还送来香油和鸡蛋,并且“不是要钱”。由此可见其心地之善良,为人之朴实。

关键词三:渴望

要找到老王人生处境的不幸很容易,要读到老王的善良也不太困难。遗憾的是,不少教师也往往和学生一样,停留在了此处。其实,还要进一步读到老王的渴望。要理解老王的渴望,就得弄清他最在意的是什么。老王最在意什么呢?我们来看文本第三段:

老王只有一只眼,……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后者”指“得了恶病”。“害了恶病”,那是别人猜测的,是对老王人格、品行的否定——“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老王眼瞎是否真是因为“不老实”“得了恶病”?文中交代,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这一情节说明老王的眼睛看不见确实是因为“营养不良”,而不是因为“不老实”而“害了恶病”;只是营养不良太厉害、太久,导致一只眼睛已经瞎了。

这似乎是孤证,还不能证明老王眼瞎就是因为“从小营养不良”,尤其不能证明老王到底是否“老实”。后面第五段写“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从不欺负“我们”,甚至“压根儿没想到这点”,进一步证明老王的“老实”;送默存上医院“不肯拿钱”,也说明老王的“老实”。

但是,对于老王来说,作者认为他的眼瞎确实不幸,无论是营养不良,还是得了恶病。但“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也就是说精神层面的不幸是更大、更深、更甚的不幸由此,我们再来看文本最末的“不幸”,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幸了,而是指精神上的不幸。“该”是一种比较确定的、肯定的猜测。说“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在作者现在看来,被人否定人格、品行(害了“恶病”)的不幸比从小因“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的不幸更深。这从精神上深深打击着老王,对老王来说,精神上的不幸更深、更甚。而老王也更在意别人(包括“我们”一家)对他的看法,更在意人格尊严这一精神层面的东西,而非物质的东西,尽管他很穷。

正是这样的一种“在意”,促使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老王要让我们知道他不占人便宜;“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老王要让我们知道他也助人为乐;“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老王要让“我”知道,他不是任何时候都要收钱的,他有比钱更需要的东西。

理解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老王的渴望了——渴望有人(特别是“我们”一家)把他当作朋友,甚至是亲人。由于杨绛一家对他饱含同情——“我”常坐他的三轮,女儿给他吃鱼甘油,杨绛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做人素养(对人的谦和、不占人便宜),让老王产生了误解,他误以为“我们”一家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甚至亲人所以他也就把“我”当作了他的朋友,甚至是亲人。

2.当时的“我”是怎样对待老王的?

这是一个很残忍的问题。只有理解到这份“残忍”,才能理解杨绛先生的“愧怍”。所谓“当时”是指老王生前,也就是在“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之前。在当时的“我”看来,与老王之间的关系是拿钱与办事的雇佣关系——坐“他”的车,“我”给钱;“他”送默存上医院,“我”给钱;“他”给“我们家”送冰,“我”给钱;“他”送香油、鸡蛋,“我”照样给钱。除此以外,“我”没有给予老王更多的关注、关心与帮助;这习惯性地给钱,似乎还隐含着一种刻意的回避——拉开距离,保持距离。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杨绛先生的为人,在实际生活情形中,她给予老王的关注、关心、帮助也许并不少,她并不如本文所说的那样冷漠。但为了表现“愧怍”这一主题,在材料选择、剪裁时就没有多写,而着意突出自己当时的冷漠。这也正体现了散文表现“我之心”的基本特点。这也并不违背散文“写实”的基本要求,因为“真假互补,虚实相生,并不只是小说的特点,而是所有文学形式的共同规律”[⑨]

要理解这个残忍的问题,需要抓住几个“症候”,理解几个关键词。

1)关键词:“老王”

“老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称呼?

日常生活中,称呼一个人为“老王”或者“小王”,除了年龄外,还有双方地位的因素。老王是一个三轮车夫,一般人会称他为“王师傅”。文中,“我”却称他为“老王”,表明二者之间较熟悉。另一方面,人们都称他为“老王”,而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却没人关心,说明老王社会地位低下,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而我也只是满足于称他“老王”,说明我也只是与其他人一样,并没有给予老王更多的、更深的关注。这正是作者“愧怍”的原因之一。

而本文却直接用“老王”作为标题,是想告诉读者什么呢?

用“老王”作为标题,很像一篇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小说,比如《孔乙己》。散文的立足点在作者自己,重心在表达作者的主观情思。本文正是通过对老王命运的叙写,通过对自己的解剖——“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来表达作者对人生世态的深刻认识,表现作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超越了“文革”带给自己的苦难后,给予底层人民的深情关注和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2)关键词:“闲话”(“闲聊”)

且看文本第一、二段文字: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煌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这里“闲话”一词,十分关键。从写作技巧的的角度来说,通过“闲话”介绍老王的基本情况,让读者明白老王卑微的社会地位、孤苦无依的命运、艰难困苦的生活,等等。也就是通过这种“闲话”,写出老王的不幸境遇,为后面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背景。

但,仅仅理解到这一层是不够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这第一段文字,告诉读者什么信息?有人说是表明我与老王关系很好,“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这是在照顾他的生意;“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表明二人毫不拘束。单纯来看,这样理解也是对的。但把这一段话放到全文的语境中,这样理解就不对了。作为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愧怍之情绝不只是文本最后才有的,作者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带着愧怍之情的。在“愧怍”的语境下来理解这一段,答案会迥然不同。

解读这第一段,要有一种语文的敏感性。从常识来看,“他蹬,我坐”是一个不需要说的废话,前面交代“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谁蹬谁坐还成为问题吗?不是“他蹬,我坐”,难道是“我”蹬“他”坐?发现不了这个“废话”,也就进不了这个文本——既然我们都能够发现废话,杨绛不能发现吗?这个废话大有作用,它是文本的“症候”——反常语。抓住这一反常之处,我们就可以深入文本了

很明显,这话违反了语言运用的“简明”原则——语意重复,信息冗余,明显不简洁。是杨绛不懂得这一原则,还是有意为之?众所周知,杨绛行文惜墨如金。那她有意这样使用赘语的目的是什么?根据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语义的有意重复表示强调——突出“我”是坐三轮的,“老王”是蹬三轮的,“我”与“老王”之间是雇佣关系,是拿钱就可以解决的关系。在当时“我”的意识深处(潜意识中),老王并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亲人。“常坐”其实说明“老王”常为”我”付出劳动,“我”也常付钱给“老王”,“他”不欠我,“我”不欠“他”。

这一段里的第二个症候是“闲话”。闲话是指无所事事的时候说的无关紧要的话。老王与“我”在一蹬一坐中,都说了些什么事?第二段说得明白:老王是单干户,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老王生活十分艰难,“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孤单无靠,“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这样凄苦、孤单的人生处境,对于老王来说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啊,但这些“大事”在当时的“我”看来,只不过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所说的无关紧要的话。这样看来,“闲话”一词,可谓笔力千钧。

第二段文字中,也有个症候“据老王自己讲”。这几个字从语言运用的简洁性原则来说,也是多余的。但作者正是要违反这一常规,而向读者强调一个事实:老王的凄苦身世与不幸遭遇,“我”不是从其他途径获知的,是老王自己讲给我听的,甚至“我”并没有问他,似乎更像是老王在自言自语。文中交代老王的情况,直接引用其原话,而不是转述:“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进不去了”,“人老了,没用了”,“没出息”。这正表明“我”当时并没有主动关心老王的情况,老王述说自己命运的话在“我”当时看来不过是“闲话”。

写作此文时,作者认为当时自己给予老王的关注很少,现在想来,十分愧怍。

这两段就基本说明当时的“我”对老王的态度是不关心,至少是不主动关心。这在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中也可以看出来。作者正是这样层层铺垫,说明当时的“我”对老王并不关心的态度;而老王却把“我”当成朋友甚至亲人,以至临死还送香油与鸡蛋。

紧接着,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我”对老王的疏离关系,作者在第四段写了一次散步,以交待老王的住处:“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这里不仅进一步说明老王的生活状况,更有一个“症候”需要我们解读——第一段交待了“我常坐老王的三轮”,难道我就没有问过老王住在哪里?这其实是违背常情和常理的。我们一般的朋友,都会主动了解对方的居住情况。如果是亲人,当看见“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我们此时会怎样做?一般来说,会立即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但“我”却没有,平常坐车时没有问过,现在看见了也没有去打招呼,直到后来又坐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才问起。其实,老王的住处和我们家相距并不远,因为散步就可经过,而且老王“住那儿多年了”。这进一步说明,“我”并没有把老王当作朋友。

3)其它关键词

这样的“反常”之处,还有以下一些:

——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连用两个“不知”说明“我”对老王的忽视。病了“几个月”,“我”也没有去看望他。须知,钱先生生病了,老王亲自送去医院且不要车费,担心“我”是否还有钱,并且是“小声问我”——不仅从经济上为“我”着想,还顾及我的颜面,这是一种多么体贴的关心呀。而此刻,老王病了,“我”没将他送去医院,也没去看望,更无从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当然,生活实际中是完全可能去看望了的)如果是朋友、亲人,会怎么做?会不会了解一下具体病情?会不会还知道他吃了哪些药?会不会去看望他?

——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的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见到病入膏肓的老王,我的反应是“可笑”“吃惊”。如果是朋友、亲人病得这样,会怎么做?会觉得可笑吗?除了“你好些了吗”,会不会还会询问其他情况。“僵尸”的比喻更揭示出“我”当时的心态,完全不是一种关心,而是一种戏谑。

——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

老王临死前来送香油、鸡蛋,如果是朋友、亲人,会怎么做?是不是先会“请他坐坐喝口茶水”?送他是不是会送下楼,甚至还扶他一把?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过了十多天”,是不是一个需要解读的叙述?“十多天”是不是一个需要解读的数字?如果是朋友、亲人病得这样,还给自己送来香油、鸡蛋,你会怎么做?会不会及时去看望一下?“碰见”又说明什么?其实“我”并没有主动去探问老王的状况,仅仅是无意中遇到老李才问几句。如果是朋友、亲人,还会这样吗?对于老王埋葬的地方,我也“没多问”。就常理而言,“不懂”就要问,但这里是“没多问”。看来,也没准备去祭奠一下。如果是朋友、亲人,会怎样做?

以上所做种种假设,往往既是常情所在,又是常理所在。但文中“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反常的。这种“反常”,可以看出“我”那时并没有把老王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了。老王的情感预期落空。

3.现在的“我”是怎样理解自己当时的行为的?

所谓“现在”,是指作者写本文之时。写此文时的作者,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十分愧怍——“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1)关键词:幸运、不幸

文中“幸运的人”指“我”,“不幸者”指老王。“我”“幸运”在哪里?老王“不幸”在哪里?对于“幸运”和“不幸”的理解很关键,它是全文的脉络与情感寄托。理解了这两个词,就把握住了这个文本,也基本把握了文本解读的一些规律。

有人将“幸运”与“不幸”分开来,满文去找答案,结果忽略了“幸运”与“不幸运”是在同一个句子中,二者之间是相对而言的。筛选出来的信息,必须放入这种相对性的关系中进行审视,然后确定答案。正是建立在这种相对性基础上,作为幸运者的“我”才对“不幸运”的老王产生了愧怍之情。总之,对“幸运”“不幸”与“愧怍”的理解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说,“幸运”是说“我”还活着,“不幸”是说老王已经死了。试问,老王之死,是因“我”而起吗?不然,为什么要“愧怍”?

有人说,“幸运”是因为我和家人在那个年代尽管遭受打击,但还有家人,有住处,甚至还有“冰箱”(不同于电冰箱,仅是一种储藏冰块以释放凉气降温避暑的木箱子);“不幸”是指老王什么都没有。试问,老王没有家人,没有住处,没有“冰箱”,是因“我”而起吗?不然,为什么要“愧怍”?

更有甚者,弄了个“幸运”的十大要素(身份、婚姻、工作、住房、亲人、层次、身体、寿命、族群、时代[])。试问,老王的三轮车夫身份、没有结婚、身体有残疾、寿命不长、出身回族、所处时代不好,都是因“我”而起吗?不然,为什么要“愧怍”?杨绛如果真因为这个原因而愧怍,你难道不会觉得她很虚伪?

单独来看,上述那些方面确实是“不幸”,但老王的这种种不幸,杨绛先生应该向他表示“愧怍”吗?其实,杨绛对那样的老王有的只能是可怜、同情,不可能愧怍。正如我们对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那样,你无缘无故愧怍什么呢?

就实际情况而言,杨绛一家当时也是非常不幸的。在“文革”中,杨绛一家受尽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其中每一件往事,桩桩都含着血泪。但在文中作者并没有认为自己“不幸”,反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实际上,杨绛的具体处境怎样,与理解这个文本关系不大。看来,这“幸运”的含义,得从文本中来具体分析,要将文本解读“向内转”进行到底。

文本解读,必须注意前后关联。其实,“幸运”与“不幸”这两个关键词是对应着使用的。我们要把“幸运”与“不幸运”连起来看,因为二者是相对而言的。不理解这种相对性,就读不懂这个文本。“我”的“幸运”是老王给予的,老王的“不幸”是我给予的,这样,我的“愧怍”才是有道理的,也才是可信的。“我”为什么幸运?因为老王把“我”和家人当作朋友,甚至亲人;老王为什么不幸?“我”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原稿写的是“这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什么将“多吃多占”改成“幸运”?“多吃多占”一般都是指物质的占有方面;“幸运”是指精神方面的。这一改动,也表明杨绛先生希望读者不要从物质方面来解读本文。

2)关键词:愧怍

“愧怍”是惭愧的意思。惭愧是“因为自己有缺点、做错了事或未能尽到责任而感到不安”的意思,从文中来看,作者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可以挑剔、指责的——送冰,不要他“减半收费”;送先生,“一定要给钱”;送香油、鸡蛋,也坚持给钱。连女儿也很关心老王,送鱼肝油给老王吃。作者对老王的态度、行为无可挑剔、指责,却仍然“愧怍”,这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正是需要读者细细品味的地方。

那作者究竟愧怍什么呢?老王一直以为自己是“我们”的朋友,在临死前把自己苦苦积攒的香油和鸡蛋送来给心目中的“朋友”吃,而“朋友”并不领情,还是习惯性地坚持付钱,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王,最最需要的是有人把他当作“朋友”——精神上平等的朋友,(更希望当成亲人)而“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只理解了老王的悲苦凄凉,只理解了老王的善良真诚,却没有理解老王内心深处的精神需求。

老王自以为与“我们”之间那样友好,应该算得上“朋友”了,可并没有得到“我”的认可——我没有像朋友那样欣然收下他送来的香油和鸡蛋,“我”并没有真正地深度理解老王的渴望,仍然给钱了事。“老王”最后一丝希冀也落空了,带着落寞、失望甚至绝望在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老王把“我”和家人当作朋友,甚至亲人;“我”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朋友,更别说亲人。现在想来,深感惭愧,觉得很是对不起老王。

3)关键词:“渐渐”

“渐渐”,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我”压根就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另一方面说明“我”对老王临死前送香油和鸡蛋的事情一直没有忘记,“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对“不安”的原因,作者曾经作了多种猜想,而“几年过去了”,才“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由此可知,这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这就是说,作者的“愧怍”是有一个过程的。《老王》这个文本就是记下这种渐渐明白的过程。

(三)本文解读与教学值得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作者写本文到底是侧重在反思“文革”那个时代,还是在反省自我?一些人一看见“文革”的字眼,就兴奋起来,仿佛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就一定要把“文革”狠狠揭批一番。这是解读文本功夫不到家的拙劣表现。其实,本文写与老王的交往,时间跨度很大,不局限在“文革”;文本也并没有写“文革”中老王受到的迫害。

文中直接写到“文革”的句子是: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这里仍然有一个症候:作为夫人的杨绛,怎么会不知道丈夫的一条腿走不得路的原因?这有悖生活常识——二人相濡以沫,怎会不知?既然知道,又为什么说“不知怎么的”?其实,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钱钟书的腿走不得路与“文革”有关;但作者用“不知怎么的”一语,则表明自己写本文意在淡化“文革”因素。这样看来,作者写作本文的用意主要不在反思“文革”,而是要直逼自己的灵魂。

第二,关于这个文本的解读与教学,有以下三种课是一定要避免的:

1.“门外课”:带领学生理解老王的善良,进一步要求学生同情现实生活中的老王们。

2.“门口课”:带领学生理解“我”的善良,希望学生像“我”一样善良。

3.“恶课”:带领学生控诉“文革”——不是“文革”不可控诉,只是这个文本压根不是在控诉“文革”;当然,不排除杨绛的其他文本在控诉“文革”。

 

 (此文已发表在《语文建设》2015年第11期,有删节;参阅正道语文微信公众号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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